執政黨的合法性研究(2)
執政黨的合法性研究篇二
關于政黨執政的合法性問題，早已成為世界政黨研究的一個基本話題。然而，在我國，這一概念一直是人們難以理解和接受的詞匯，也是人們常常避諱的話語。其主要原因是錯誤地以為中國共產黨執政已經幾十年，沒有必要討論合法與否的問題。然而，這其實是對執政合法性問題的誤解。
執政73年的蘇聯共產黨于1991年被解散，執政我國臺灣地區51年的中國國民黨于2000年喪失了執政地位，執政71年的墨西哥革命制度黨也于2000年大權旁落。這些老黨丟失執政權的原因雖然各不相同，但有一個不容忽視的共同原因就是，它們在長期執政過程中，沒有隨著時間的推移，執政條件的變化而及時變遷其執政的合法性基礎，因而最終失去了民眾的認同和支持，喪失了執政地位。
因此及時的厘清我們黨的執政合法性及其基礎，全面探討和認真總結黨在建國后合法性基礎變遷的歷史進程，對于繼續鞏固黨的執政地位，進一步提高黨的執政能力，具有極其重要的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
一、合法性的含義
(一)合法性的涵義
合法性是一個非常復雜的概念，它大體包括合乎法律性和合乎社會規范性。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廣義的合法性是指由道德、宗教、習慣、慣例和法律等構成的合法秩序，而狹義的合法性則是指政治合法性。
本文只就狹義合法性而論。而提起合法性，我們不得不先提馬克斯·韋伯，因為他是最早系統闡釋這一概念的人。馬克斯·韋伯根據政治合法性基礎的不同，把政治秩序分為三種理想類型：神圣魅力的統治、傳統的統治和法理型統治。所謂神圣魅力的統治，是指被統治者信奉某個圣人、英雄和不同尋常的個人以及那個人的“使命”;而所謂傳統的統治，是指被統治者服從傳統性的慣例權威;所謂法理型統治，是指現代類型的統治，是人們相信“法治”以及按照法律規范得到適當授權的人的權力。也就是說，馬克斯·韋伯眼中的現代合法性，就是人們對建立于法治基礎之上的權力結構的自覺服從。
哈貝馬斯則將馬克斯·韋伯的上述概念作了修正。在他眼里，合法性應該體現為在一定的價值規范基礎上的支持和忠誠。從抽象的角度來說，政治合法性是指政治體系在價值和事實上得到社會積極支持、認同、同意，也就是“價值合法性”、“事實合法性”;同時，包括政治體系符合價值規范的“有效運行”，也就是“政績合法性”①
有些學者單純的根據馬克斯·韋伯和哈貝馬斯的政治合法性解析，對于政黨執政合法性作出了這樣的表述：“執政合法性是指執政黨的執政地位得到人民的廣泛認同、信仰、忠誠和服從，它是一個政權得以存在和發展的前提和基礎。”②
這一表述的確涵蓋了“事實”與“價值”的含義。但我們細究發現，這一概念并不全面，與這種從純精神狀態所作的解釋不同的是馬克思主義關于合法性的理解。他對社會變革即合法性變遷是這樣論述的：“一切社會變遷和政治變革的終極原因，不應當到人們的頭腦中，到人們對永恒的真理和正義的日益增進的認識中去尋找，而應到生產方式和交換方式的變更中去尋找;不應當到有關時代的哲學中去尋找，而應當到有關時代的經濟中去尋找。”③“一切歷史變動的最終原因，應當到人們變動著的思想中去尋求，并且在一切歷史變動中，最重要的、決定全部歷史的又是政治變動。可是，人的思想是從哪里來的，政治變動的動因是什么——關于這一點，沒有人發問過。„„在“人類的全部歷史” (從土地公有的原始氏族社會解體以來)，在全部紛繁復雜的政治斗爭中，問題的中心僅僅是社會階級的社會的和政治的統治，即舊的階級要保持統治，新興的階級要爭得統治。可是，這些階級又是由于什么而產生和存在的呢?是由于當時存在的粗鄙的物質條件，即各該時代社會借以生產和交換必要生活資料的那些條件。”④
這些論述實際上表明馬克思認為合法性最深厚的基礎存在于一定經濟關系以及受其影響的社會關系之中，對人類的需求的優先考慮必須成為判斷政策是否合法的最終基礎。所以政黨執政合法性不僅要強調被統治者對政治秩序的權威的服從以及對統治者的理性認同與信任，還必須要有作為基礎的經濟因素做支撐。
上述定義對處于統治地位的權力者強調得不夠，缺少必要的約束和較高的要求。因此我們不妨將其定義為：政黨執政合法性，就是指一個政黨取得執政權以后，在執政期間充分運用法律的手段來治理社會和管理國家，它的行為規范既符合法律，也更符合民意，做到立黨為公，執政為民，得到人民普遍認可、依賴、信仰與服從。
(二)執政黨執政合法性的基礎
綜合國內外關于合法性的論述，可以看出執政黨執政合法性基礎一般包括下述三個方面：
1.意識形態基礎：社會普遍認同的意識形態是政治合法性的理念基礎。價值理念的實現不僅取決于制度上的合理性，還在更深層次上依賴于人民內心的意識形態上的支持。在人類社會發展的各個時期，占統治地位的意識形態都有被大眾所認可的價值理念，因而也具有同化大眾意識的凝聚力,使社會在統一理想、目標和方向中邁進。與此同時,政治權力也在其所倡導的意識形態的闡述和解釋中獲得合法性,被社會公眾承認和接受,進而確立其存在的合法性。
2.制度與規則基礎：現代理性統治觀認為，一種統治只有至少滿足兩個條件才可以說是合法的，一是必須從正面建立規范秩序;二是人們必須相信規范秩序的正當性。制度規范的核心是指執政權力的獲得和運作必須遵循符合社會價值觀念的法律和制度等規則，是政權的程序合法性和運作合法性。上升為法的制度與規范是公眾價值觀念符號化的產物,它在公眾普遍同意的基礎上設定了程序化的政治體制和政治行為準則，從而可以在穩定的制度框架內實現合法化。現代執政權力是一種受規則約束的政治權力，主要表現為：一是政治權力主體的產生方式與選舉制度相聯;二是政治權力的運作是嚴格受到憲法和相關法律約束的。在許多國家，正是“以憲法為基礎的‘法治’，由通過自由選舉產生的國民代表制定法規，通過自由選舉產生政府的體制，因而它才在價值尺度上被視為‘正統’”。在習俗、宗教、領袖魅力等傳統合法性衰落中，這種理性原則正逐步成為現代執政合法性的主要基礎。
3.政績實效或稱有效性基礎：這是指執政黨對社會進行政治管理或政治統治的實際作為和實際業績，即政治權力的效率。在一個政治系統中有效性一再喪失或長期喪失，則會危及系統的穩定性，但有效性不一定就能帶來政治穩定，它必須以合法性為前提。當然也不排除長期保持效率的政治制度可以得到合法性。實踐證明，以經濟發展為標志的執政績效能給執政黨帶來特定支持，特別是在意識形態魅力缺失，而法理合法性資源也不足的情況下，政績的獲得對執政黨具有特殊重要的作用。因此，執政黨一般都會去謀求社會經濟發展，以此來提高普通民眾的物質文化生活水平，以增加自身統治的政治合法性，從而延長其統治。
二、建國后中國共產黨執政合法性基礎的歷史變遷
(一)建國后到改革開放前夕(1949年—1978年)
建國后,我黨的執政合法性基礎資源可謂是多方面的，首先一條就是武裝斗爭的勝利⑤和強大的國防軍事力量的存在，這也可以說是中國共產黨執政的最根本的合法性基礎。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建立了民主共和制的中華民國，現代法理型合法性已取代帝制傳統而成為中國政治統治必備的合法性因素。但是，民主的權威并不牢固，以個人魅力權威統治的孫中山下野后，軍閥紛爭成為中國政局的主要特征，武力成了唯一的合法性基礎，“任何一個政黨要想取得全國性的統治，不僅要有現代合法性，而且必須具備軍事合法性”⑥。中國共產黨從“八七會議”和南昌起義開始走上武裝奪取政權的革命道路，經過漫長、艱苦而曲折的武裝斗爭，終于取得了全國性的勝利。建國后，又打贏了幾次邊境保衛戰，不但保持了幾百萬常備軍隊的長期存在，而且在國防建設方面成就非凡，使國內外敵對勢力不敢覬覦人民政權。⑦
其次是黨和國家領導人的個人魅力，特別是毛澤東的魅力。在長期的革命斗爭中，革命先輩一心為公、艱苦樸素的崇高風范給人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黨的領袖毛澤東，從延安時期以來，在中國人民心目中享有崇高威望。這既是毛澤東個人權威的基礎，對于一個有幾千年封建帝制傳統的國家來說，也使執政的中國共產黨獲得了難得的合法性資源。⑧
再次是中國共產黨在長期的革命斗爭中積累了巨大的組織資源。這些組織資源包括完整的組織機構、龐大的黨員隊伍、大批踏實肯干的干部等。歷史悠久的中國具有德政傳統，遴選官員“其理論依據是，某些人由于自己
的德行并借助所受的教育而有效行使政治權威;那些不具美德的人則理所當然地被安置在受統治者的地位上”⑨。黨員干部的良好道德形象極其有效的充實了我黨的執政合法性基礎。成為我黨執政的一筆寶貴財富。
最后應該重點強調的是我黨在這一時期執政合法性基礎的重要資源即意識形態基礎。由于我黨在國家中的歷史地位和執政現實，馬克思主義上升為國家的主流意識形態。在對國家意識形態的持續有力的宣傳教育下，中國共產黨一方面證明了自己執政的正當性和合理性，另一方面也使得我國社會各個階層的民眾確立了只有社會主義才能夠救中國，只有中國共產黨才能夠帶領全體中國人民走向繁榮富強的社會主義等堅定信念。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順利地建立，使得中國共產黨在建國初期獲得了不可動搖的合法性地位和執政基礎。“但是，在取得初步的勝利以后，中國共產黨把已經建立起來的執政合法性主要維系在意識形態基礎上，長期忽視社會的經濟發展，輕視民眾的生活改善。而且我黨對在一個經濟文化都非常落后的國家里建設社會主義的長期性、艱巨性認識不足，片面地理解馬克思主義，全盤照搬蘇聯的經驗，因而使得我們黨的意識形態變得逐漸左起來。這樣，到20世紀70年代末，人民群眾的物質生活不但沒有得到改善，反而越來越貧困;人民群眾的精神生活不但沒有得到提高，反而越來越貧乏。特別是延續十年之久的“”，不僅嚴重破壞了我國主流意識形態的權威性，而且也使得依靠這一基礎維系起來我黨的執政合法性開始發生動搖。”⑩中國共產黨人如果不重構一個新的合法性基礎，那么自身的執政基礎勢必會受到極大的損害，整個中華民族的未來發展也將難以保證。
(二)改革開放之初(1978年—1992年)
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以鄧小平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及時調整，擺脫了單純從精神層面建構意識形態合法性基礎的傾向，確立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改革路線，從而把合法性基礎的建構奠基于經濟發展和政績實效方面。應該說，鄧小平是社會主義國家最早認識到經濟發展對共產黨執政合法性有巨大歷史意義的領導人。他認為，社會主義雖然消滅了人剝削人的制度，但并沒有消滅貧窮落后;社會主義制度的建立雖然為社會主義生產力的快速發展提供了更大的可能性，但社會主義優越性并末變
成現實。為此，他反復地說：“國家這么大，這么窮，不努力發展生產，日子怎么過?我們人民的生活如此困難，怎么體現社會主義的優越性”。?在他看來，“社會生產力不發達，國家的實力得不到加強，人民的物質文化生活得不到改善，那末，我們的社會主義政治制度和經濟制度就不能充分鞏固，我們國家的安全就沒有可靠的保障 ”?很明顯,鄧小平看到我國經濟只有保持持續不斷地增長，才能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而只有能夠給人民帶來實際利益的政黨和政府，才能最終得到人民的擁護和愛戴。在南巡講話中,他毫不含糊地指出，中國“不改革開放，不發展經濟，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條。”?因為“世界上一些國家發生問題，從根本上說，都是因為經濟上不去，沒飯吃，沒衣穿，工資增長被通貨膨脹抵消，生活水平下降，長期過緊日子。”?正是在鄧小平理論的指導下，20多年以來，我黨始終堅持改革開放不動搖，使我國的經濟獲得了前所未有的發展，人民群眾的生活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不僅克服了“”造成的執政合法性危機，而且還使我黨經受住了80年代末90年代初國內外政治局勢動蕩的嚴峻考驗。
當然，在這一歷史時期，我黨雖然把合法性基礎主要維系于經濟發展的執政業績之上，但同時也沒有放棄對意識形態合法性基礎的建構。甚至可以說，面對蘇東劇變后國際上錯綜復雜的意識形態斗爭形勢，正是由于我們黨根據客觀環境的變化而不斷發展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才使我們黨在與資本主義國家的意識形態斗爭中牢牢把握主動權，始終立于不敗之地;并且也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意識形態領域可能出現的合法性危機。
(三)社會主義建設新時期(1992年—2002年)
以江澤民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在繼承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基本路線的基礎上，又著重提出 “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的治國方略，同時通過提出“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加強執政黨建設，以構建新時期的合法性基礎。因此這一時期的合法性建構是意識形態基礎與經濟有效性基礎齊頭并進的時期。
隨著市場經濟逐漸發育，個人利益的普遍覺醒，意識形態和文化觀念日益世俗化和理性化，昔日意識形態所積聚起來的強大社會凝聚力受到極大的沖擊，意識形態為政權提供廣泛合法性支持的能力也已被逐漸削弱。某些黨員干部的道德楷模作用降低，作為合法性基礎的道德力量逐漸減弱。一方面由于現代化進程中的科層化問題，會難以避免地產生官僚主義等負面效應;另一方面則由于體制轉換過程中的“制度空缺”使腐敗現象難以被有效遏制。改革開放以來，人們在經濟、政治、文化各領域的多樣化趨勢不可逆轉。政府所能夠掌握的經濟、組織和文化資源逐漸向社會流散，民間掌握的資源卻在不斷增長，這就使政府原先在資源壟斷方面的優勢逐漸喪失。在這種情況下，如何整合各種社會力量、增強黨的群眾基礎，如何滿足新興社會階層的政治要求，迫切需要我們予以關注。
“三個代表”的提出正是適應了這一需要。“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最先由江澤民同志于2001年2月提出來的。2001年7月，江澤民在慶祝建黨八十周年大會上的講話，對“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科學內涵作了初步系統的闡述，全黨按照在“解放思想中統一思想”的要求，堅持理論創新，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觀點、新論斷，取得了多方面的共識。2002年5月31日，江澤民在中央黨校省部級領導干部班畢業典禮上的重要講話，進一步豐富和發展了“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經過十六大，人們進一步認識到，“三個代表”不是單純的黨建理論，而是堅持和發展社會主義的必然要求，是立黨之本與執政興國二者統一的理論，既是治黨的理論武器，也是興國的先進思想，是十三屆四中全會以后13年來黨和國家實踐經驗的科學總結，是指導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工作的新的意識形態。
胡錦濤同志早在“三個代表”研討會上就指出，“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本質是“立黨為公，執政為民”。立黨為公表明了中國共產黨的先進性，體現了黨執政的目的;執政為民是共產黨執政的價值取向，回答了中國共產黨為誰執政的問題，是中國共產黨性質的體現，通過執政為民的價值取向進一步表明我們黨與人民的利益在根本上是一致的，這也是我們黨執政合法性最主要的資源。
正如江澤民同志所說：“所有黨員干部必須真正代表人民掌好權，用好權，而絕不允許以權謀私，絕不允許形成既得利益集團，在逐步實現全國人民共同富裕的過程中，黨員干部必須正確處理好先富與后富，個人富裕
與共同富裕的關系。”列寧同志也說：“政權問題是不能回避，不能撇開不管的，因為這是一個根本問題，”?只有首先解決好黨執政的合法性問題，也就是牢牢把握政權的問題，才能體現社會主義政權的本質要求，才能實現黨的最低綱領與最高綱領，才能完成無產階級的歷史使命。“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在新時期，順應執政合法性問題而產生，既使我黨在新時期再次煥發出新的生機與活力，又為執政合法性問題的解決提供了新的理論指南，具有巨大而深遠的歷史和現實意義。
三、新時期中國共產黨合法性基礎的建構
經過20多年的改革開放，我黨執政的國內外環境和條件已發生了巨大變化。首先從執政的環境來看，當今世界的最主要特征是經濟的全球化。隨著全球化的進一步發展，世界環境對我國經濟發展的影響將越來越廣泛，越來越深刻，再加上我國社會各個領域深層次矛盾的制約。我國的經濟發展的難度將會逐漸加大，經濟發展的這一趨勢會帶來極其深刻的政治、文化和社會效應。
其次“從執政的條件來看，中國共產黨經過長期發展，雖然已經由一個革命黨轉變為執政黨，但經濟市場化變革的深入推進，給我黨的執政和建設提出一系列新的挑戰和考驗。一是社會的貧富差距在持續拉大。使得那些被邊緣化的社會成員普遍存在著“相對被剝奪”的離心情緒;二是黨內的腐敗現象愈加普遍和嚴重，犯罪分子的級別越來越高，貪污受賄的數額也越來越大。這一切不僅阻礙著我國社會轉型的順利實現，而且破壞著我黨政權合法性的傳統基礎。”?
因此，我黨只有在執政方式的層面上作出更大的改革才會延續自身的合法性傳統。改革的途徑就是要做到與時俱進，注入民主、法制、文明、現代化的理念，通過制度化來體現民主、實現民主、維護民主，使黨能夠最有效、最充分的代表廣大人民群眾的意志，最大限度的滿足人民群眾的要求，把人民群眾的利益保護好、實現好、滿足好，做到“以人為本”。胡錦濤同志《在中央人口資源環境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深刻指出了以人為本的內涵和要求：“堅持以人為本，就是要以實現人的全面發展為目標，從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出發謀發展、促發展，不斷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
物質文化需要，切實保障人民群眾的經濟、政治和文化權益，讓發展的成果惠及全體人民。”理解和堅持以人為本，就要把思想和行動統一到胡錦濤同志的講話精神上來，堅定不移地樹立和落實科學發展觀，更好地完成新世紀新階段我們肩負的歷史任務。 為此，我們黨應從以下方面構建自身的執政合法性基礎：
首先是完善制度建設，構建制度合法性基礎。在政治民主化浪潮席卷全球的今天，中國共產黨必須通過制度創新來整合執政的政治資源，我們要加強人民代表大會在政治運做中的地位，改進人民代表大會的工作機制，樹立各級人民代表大會的政治權威，尤其要強化人大的監督功能，真正監督憲法和各項法律的實施，為保障公民政治參與渠道的暢通，真正享有憲法和法律賦予公民的各項權利，人大要加強配套立法，如要完善和修改《選舉法》以及新聞立法等。
作為執政的中國共產黨，要適應新的形勢，強化和健全黨內民主和黨內監督機制，改革和完善領導方式和執政方式，要真正按照憲法和法律的規定，支持人大依法履行國家權力機關的職能，經過法定程序使黨的主張變為國家意志;我們黨還應該通過各種制度安排，提升、培養公民的民主意識和法制意識。
其次是完善理論建設，構建意識形態合法性基礎。在社會轉型期，任何致力于維護政治權威合法性的政黨和政府都必須在對現實批判反省的基礎上進行意識形態的創新。現代社會必須以公眾作為意識形態創新的邏輯起點，最大限度地囊括和整合社會成員的利益追求與基礎的價值取向，才能增強人們對意識形態的信仰與感情，最大可能地實現意識形態在政治合法性體系建構上的整合功能。現階段中國共產黨必須在充分攝取人類文明思想精華的前提下，以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不斷地將市場經濟條件下形成的新的價值理念吸納到意識形態的創新中，才能為政治合法性基礎的建構提供新的資源。
再次堅決有效地開展反腐敗斗爭，改善黨長期執政合法性的形象基礎:腐敗現象的實質，是對人民群眾根本利益的漠視、侵害和掠奪。腐敗與無產階級政黨的性質以及黨的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是完全背道而馳的。對一個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政黨而言，腐敗如同毒瘤惡瘡，不僅嚴重侵蝕著黨的肌體，而且使黨和國家在政治和道義上蒙受極大傷害，嚴重損害黨的領導和執政形象。
全黨上下必須充分認識腐敗現象滋生蔓延形勢的嚴峻性和危害性，充分認識反腐敗斗爭的重要性、緊迫性、復雜性和艱苦性，開展堅決有效的反腐倡廉斗爭。所謂堅決，是指深入持久和不懈努力，即進行反腐敗斗爭，決不能掉以輕心，決不能畏難卻步，決不能松懈斗志。所謂有效，是指標本兼治，以治本為主，在堅決懲處腐敗行為的同時，更要理清思路，正確認識腐敗現象滋生蔓延的原因，做到對癥下藥，找到有效遏制、預防和清除腐敗現象的“良方”，建立起有效遏制、預防和清除腐敗的制度化的機制，不斷鏟除腐敗現象滋生蔓延的土壤，以取得穩定的、明顯的反腐倡廉的效果，取信于民。
最后要創造獲得民眾更充分認可的執政績效，為長期執政提供堅實的績效基礎:“黨的十六大明確提出要提高黨執政的五種能力，即科學判斷形勢的能力，駕馭市場經濟的能力，應對復雜局面的能力，依法執政能力，總攬全局的能力，可謂是把執政能力的建設提高到了戰略的高度。我們認為，為了創造群眾更充分認為的執政績效，黨還必須提高兼顧和平衡社會各方面的利益要求，協調社會各利益群體的利益分配，建立公正合理的社會秩序的能力。即黨要在大力發展生產力，保證國民經濟持續、穩定、健康發展的基礎上，注意解決利益分配公平問題，充分考慮并滿足最大多數人的利益要求，高度關懷弱勢群體的生存境況，讓廣大人民共享經濟繁榮和文化發展之利。只有經濟增長的政績充分體現出對民眾的關懷，使民眾受益，才能獲得人民的充分認同。”○
通過積極貫徹科學發展觀，正確處理好我們面臨的各種社會問題，順利實現黨提出的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目標，全面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把我國的現代化建設推進到一個更高的水平，而這些偉大目標的實現也必將為解決我們黨長期執政中的合法性問題提供堅實充分的績效基礎。
四、小結
歷史是最好的明鏡，中國共產黨走過的八十五年的歲月是經過腥風血
雨洗禮的八十五年，新的時期中國共產黨如何將根據形勢的發展不斷鞏固自身的執政合法性基礎是擺在所有共產黨員面前的問題。歷史只能用于借鑒，因為今日的環境已不同于往日。我們的黨如何在這新的環境下不斷總結歷史經驗，開拓新的合法性資源已經成為新時期擺在共產黨員面前的一個極具挑戰性的問題。當然中國共產黨鞏固自身的執政合法性基礎已不僅僅是一個政黨的問題，它更關系到我們國家的長治久安，關系到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而中國共產黨對于自身執政合法性基礎問題的有效解決，也必將對社會主義中國乃至世界的發展產生極為積極而深遠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