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一件小事讀書筆記
魯迅一件小事讀書筆記
一件小事是魯迅一篇寫人類情感的光輝面與陰暗面的文章。你能從一件小事中思考到什么呢?不妨來看看學習啦小編精心為你整理魯迅一件小事讀書筆記，希望你有所收獲。
魯迅一件小事讀書筆記篇一
從車子上看，從坐車者的角度看，在分析事故責任時，人物“我”幾乎是無意識地將事故中的另一方推為責任承擔者，非常自然地扮演了一個欺負老女人的“公正的仲裁者”。正是坐車者的立場決定了人物“我”的觀點，導致了下文的“料定”、“真可增惡”的判決。事故的責任到底應該由誰負?小說中并未明寫，但車夫對于事故的責任似乎是愿意負責的，這在其行動上可以作一個大致的判斷，巡警分駐所的裁判似乎也對車夫不利(“你自己雇車罷，他不能拉你了。”)。這樣一來，在人物“我”的敘述中就構成了一種矛盾關系，可以稱為矛盾A，矛盾A的結果是人物“我”的精神上的震驚。第二層矛盾關系(矛盾B)是人物“我”掏出一把銅元給車夫后的自我反思：人物“我”又不由自主地扮演了一個獎勵、表揚者的角色，事實上在此之前人物“我”反對車夫這樣做，一旦車夫這樣做了而顯出人物“我”之“小”之后，人物“我”卻一百八十度地轉向嘉許者的立場，將自己從卑劣中超拔出來，當人物“我”發現自己的這一轉向時，引發了內心的又一次震驚。正是矛盾A、B及其引發的震驚，構成了“一件小事”的基本內涵。
《一件小事》的主題是什么呢?現在可以討論這個問題了。小說的第一部分是人物“我”的概述與議論，關鍵的語詞是“壞脾氣”——人物“我”“一天比一天的看不起人”。“人”應該是一個非常寬泛的概念，但是，人物“我”在這里所指的被他看不起的人側重指哪些社會階層的人呢?一般以為是指統治階層，其實從上下文看，“六年”中的“國家大事”，包括了辛亥革命以降的一系列大事，則滿清王朝的遺老遺少、各種軍閥、各類政黨、革命黨人以及所謂國民大眾都包括在“人”之中，這是“壞脾氣”的一面：對于中國人的懷疑、失望。“壞脾氣”的另一面就是對于自己的估價——人物“我”雖然同為中國人，卻是鶴立雞群、煢煢孓立，孤高、孤立、孤獨而又哀傷。“一件小事”正是這樣的人物“我”的一次震驚經驗的藝術表達。
魯迅一件小事讀書筆記篇二
《一件小事》雖然不是魯迅小說中最好的作品——僅從藝術形式上看，也許還是不成熟的作品之— —— 卻是非常重要的作品，無論從現代小說史還是從魯迅小說創作的道路看，都是如此。但是，由于傳統的研究方法的局限，長期以來，這篇近乎隨筆的小說，不是被從政治、倫理學的角度過分地拔高，就是被粗心地加以否定，以至其獨特的內涵未能得到恰當的揭示。
小說最早的推崇者當推茅盾，在《魯迅論》中，茅盾指出，魯迅既老實不客氣地解剖別人，也老實不客氣地解剖自己，并且說《一件小事》和《端午節》，“便是自己分析和自己批評”：
《一件小事》里的意義是極明顯的，這里，沒有頌揚勞工神圣的老調子，也沒有呼喊無產階級最革命的口號，但是我們卻看見鳩首因形的愚笨卑劣的代表的人形下面，卻有一顆質樸的。熱而且跳的。在這面前，魯迅感覺得自己的“小”來。
在這段分析之后，茅盾引證了小說最后一節文字。此后的肯定此小說的批評家，基本上就著茅盾這一評論中的兩點發揮：一是反映了勞動人民的優良品質(后來逐漸引申出工人階級、無產階級的優良品質的描寫的宏論)，一是表現了魯迅自我解剖的精神(后來引申出提出了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自我改造，向工人階級學習的宏論)。
根據我們在第一部分的梳理，毫無疑問，茅盾的評論中混淆了作者(魯迅)、敘述者我、故事中的人物我之間的區別，將三者視為同一的。在茅盾之前，成仿吾在《(吶喊)的評論》中，則毫不客氣地指《一件小事》為“即稱為隨筆也很拙劣”，可以說是一筆抹殺。這兩種截然不同的評價應如何看待?我們不妨先將這些問題懸置，對小說作一番考察。
按照敘述學的基本假定，敘述文本是敘述者對敘述底本進行敘述加工的結果。以《一件小事》中的敘述而言，稍加分析便可以看出底本與述本的關系。小說開頭這樣寫道：
我從鄉下跑到京城里，一轉眼已經六年了。其間耳聞目睹的所謂國家大事，算起來也很不少……
這里的故事講述者是人物“我”。從時間上看，在底本中的“六年”在敘述時被變形了：底本的時間長度在敘述時被一句話的篇幅所代替;從人物“我”的經歷的事件看，“六年”中的細節是無限的，在人物“我”的敘述中同樣給變形了，這里的人物的回憶性述本與底本中的差異應該是很清楚的，而如果與第二部分所敘述的“一件小事”相比，在時間與細節量的處理上，敘述加工的程度就更鮮明，與對“六年”的敘述加工不同，“一件小事”的時間與細節量是通過選擇而加以強化了的。
“一件小事”的敘述加工。最重要的是關于老女人跌倒的敘述。“剛近S門，忽而車把上帶著一個人，慢慢地倒了。”接著一段有兩種成分，一是對跌倒前的情況的敘述，這包括兩個因素，車夫讓開道、有點停步和老女人過馬路、破棉背心已被風吹得外展，這些敘述的內容在底本中本來是跌倒前的情況，現在被放在跌倒后敘述，這是第一個層次的敘述加工——改變時序，這種改變時序的敘述加工，除了技術上的原因(若不改變時序，敘述起來就很平直，文章沒有起伏了，改變時序后，形成了節奏。)，還有情節構成上的原因：先述事故，事故發生前的情況被作為原因(確定責任的依據)而敘述，從而形成因果鏈。這可以視為第二個層次上的敘述加工，這個層次的敘述加工比較隱蔽，但仔細分析仍然可以發現，事故發生前的情況在被敘述時，已經被“我”加工了。老女人過馬路速度應該不是很快，快的是車夫(“車夫也跑得更快”)，但在“我”的敘述中是“伊從馬路邊上突然向車前橫截過來”，“向車前”這個介詞和方位詞構成的短語，具有方向目的意味，而“突然”、“橫截”都包括了敘述者的評論，強調了老女人出現的突發性與無道理，突發、無道理而又似乎專找車前走，這里敘述者對于底本的加工是滲透了老女人不該如此的意向和對老女人厭惡的情感，在這種情感意向下歪曲了底本。這種敘述的目的，是將事故的責任指向老女人自己。“車夫已經讓開道”則進一步開脫了車夫的責任。但另一個敘述者也許可以強調車夫因為拉得快，對路況注意不夠，等到發現有人，慌忙讓道停步，但還是掛著了老女人的衣服，將她拉倒在地。在“我”敘述時，卻是因為棉背心向外展開“所以終于兜著車把”，主動者是棉背心，而不是車把。試比較：棉背心兜著車把 / 車把掛住棉背心 “車把”在敘述中被處理為被動者，責任推向老女人。接下來的一句評論性更強：“幸而……否則伊定要栽一個大斤斗，跌到頭破血出了。”似乎老女人應該慶幸、感激。到底是棉背心兜住車把還是車把掛住了棉背心，這個句式中主語位置的分配，正是事故中肇事者位置的隱喻，也是這一段敘述結構的象征。
拓展閱讀：一件小事原文
我從鄉下跑到京城里，一轉眼已經六年了。其間耳聞目睹的所謂國家大事，算起來也很不少;但在我心里，都不留什么痕跡，倘要我尋出這些事的影響來說，便只是增長了我的壞脾氣，——老實說，便是教我一天比一天的看不起人。
但有一件小事，卻于我有意義，將我從壞脾氣里拖開，使我至今忘記不得。
這是民國六年的冬天，大北風刮得正猛，我因為生計關系，不得不一早在路上走。一路幾乎遇不見人，好容易才雇定了一輛人力車，教他拉到S門去。不一會，北風小了，路上浮塵早已刮凈，剩下一條潔白的大道來，車夫也跑得更快。剛近S門，忽而車把上帶著一個人，慢慢地倒了。
跌倒的是一個女人，花白頭發，衣服都很破爛。伊從馬路上突然向車前橫截過來;車夫已經讓開道，但伊的破棉背心沒有上扣，微風吹著，向外展開，所以終于兜著車把。幸而車夫早有點停步，否則伊定要栽一個大斤斗，跌到頭破血出了。
伊伏在地上;車夫便也立住腳。我料定這老女人并沒有傷，又沒有別人看見，便很怪他多事，要自己惹出是非，也誤了我的路。
我便對他說，“沒有什么的。走你的罷!”
車夫毫不理會，——或者并沒有聽到，——卻放下車子，扶那老女人慢慢起來，攙著臂膊立定，問伊說：
“你怎么啦?”
“我摔壞了。”
我想，我眼見你慢慢倒地，怎么會摔壞呢，裝腔作勢罷了，這真可憎惡。車夫多事，也正是自討苦吃，現在你自己想法去。
車夫聽了這老女人的話，卻毫不躊躇，仍然攙著伊的臂膊，便一步一步的向前走。我有些詫異，忙看前面，是一所巡警分駐所，大風之后，外面也不見人。這車夫扶著那老女人，便正是向那大門走去。
我這時突然感到一種異樣的感覺，覺得他滿身灰塵的后影，剎時高大了，而且愈走愈大，須仰視才見。而且他對于我，漸漸的又幾乎變成一種威壓，甚而至于要榨出皮袍下面藏著的“小”來。
我的活力這時大約有些凝滯了，坐著沒有動，也沒有想，直到看見分駐所里走出一個巡警，才下了車。
巡警走近我說，“你自己雇車罷，他不能拉你了。”
我沒有思索的從外套袋里抓出一大把銅元，交給巡警，說，“請你給他……”
風全住了，路上還很靜。我走著，一面想，幾乎怕敢想到自己。以前的事姑且擱起，這一大把銅元又是什么意思?獎他么?我還能裁判車夫么?我不能回答自己。
這事到了現在，還是時時記起。我因此也時時煞了苦痛，努力的要想到我自己。幾年來的文治武力，在我早如幼小時候所讀過的“子曰詩云”⑵一般，背不上半句了。獨有這一件小事，卻總是浮在我眼前，有時反更分明，教我慚愧，催我自新，并且增長我的勇氣和希望。
注釋
⑴本篇最初發表于一九一九年十二月一日北京《晨報·周年紀念增刊》。
?、?ldquo;子曰詩云”：“子曰”即“夫子說”;“詩云”即“《詩經》上說”。泛指儒家古籍。這里指舊時學塾的初級讀物。
?、菗罂l表的年月及《魯迅日記》，本篇寫作時間當在一九一九年十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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