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最早最大的社會自由主義代表人物是誰

在中國最早最大的社會自由主義代表人物是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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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最早的最大的自由主義的代表是嚴復。

　　人物介紹

　　嚴復(1854.1.8—1921.10.27)，原名宗光，字又陵，后改名復，字幾道，漢族，福建侯官縣人，近代著名的翻譯家、教育家、新法家代表人。先后畢業于福建船政學堂和英國皇家海軍學院，曾擔任過京師大學堂譯局總辦、上海復旦公學校長、安慶高等師范學堂校長，清朝學部名辭館總編輯。在李鴻 章創辦的北洋水師學堂任教期間，培養了中國近代第一批海軍人才，并翻譯了《天演論》、創辦了《國聞報》，系統地介紹西方民主和科學，宣傳維新變法思想，將西方的社會 學、政治 學、政治經濟 學、哲 學和自然科 學介紹到中國，提出的“信、達、雅”的翻譯標準，對后世的翻譯工作產生了深遠影響，是清末極具影響的資產階級啟蒙思想家，翻譯家和教育家，是中國近代 史上向西方國家尋找真理的“先進的中國人”之一。

　　生平經歷

　　1854年1月8日(咸豐三年十二月十日)嚴復出生于今福建 候官縣蓋山鎮陽岐村一中醫世家。

　　1866年(同治五年)嚴復父親病逝，學館中輟，嚴復放棄走科舉“正途”。

　　1867年(同治六年)入福州船政學堂學習駕駛，改名宗光，字又陵。

　　1871年(同治十年)福州船政學堂畢業，為該學堂第一屆畢業生，先后在“建威”、“揚武”兩艦實習5年。1872年(同治十一年)取得選用道員資格，改名復，字幾道。

　　1877年3月(光緒三年二月)赴英國學習海軍，與出使英國大臣郭嵩燾結為忘年交。

　　1879年6月(光緒五年五月)畢業于倫敦格林威治的皇家海軍學院(Royal Naval College)，回國后，被聘為福州船政學堂后學堂教習。1880年(光緒六年)到天津任北洋水師學堂所屬駕駛學堂“洋文正教習”，學生中有后來因辛亥革命而出名的黎元洪。

　　1889年(光緒十五年)報捐同知銜，以知府選用，派為北洋水師學堂會辦。1890年(光緒十六年)升為北洋水師學堂總辦，但因與李鴻章不合，有意退出海軍界，另謀發展。

　　1891年10月8日(光緒十六年)嚴復獲得候選道的官銜。

　　1895年(光緒二十一年)中日甲午戰爭后在天津《直報》發表《論世變之亟》、《原強》、《辟韓》、《救亡決論》等文，主張變法維新、武裝抗擊外來侵略。

　　1896年(光緒二十二年)創辦俄文館，并任總辦，俄文館為中國最早的俄語學校；幫助張元濟在北京創辦通藝學堂；9月24日捐款100元資助梁啟超與汪康年在上 海創辦的《時務報》。

　　1897年(光緒二十三年)和王修植、夏曾佑等在天津創辦《國聞報》和《國聞匯編》，宣傳變法維新；將《天演論》在《國聞報》報上連續發表。

　　1898年(光緒二十四年)光緒帝命嚴復來京覲見，闡述變法主張；改捐同知；撰《上光緒皇帝萬言書》；9月《國聞報》因報道戊戌政變的詳情，被清政府勒令停辦。

　　1900年(光緒二十六年)義和團運動爆發，嚴復離開天津，避居上海；參加汪康年、唐才常發起的“中國議會”，被選為副會長；創辦名學會，講演名學。

　　1901年(光緒二十七年)應開平礦務局總辦張冀邀請赴天津主開平礦務局事，后任該局總辦。

　　1902年(光緒二十八年)赴北京任京師大學堂附設譯書局總辦。

　　1904年(光緒三十年)辭去京師大學堂附設譯書局總辦一職，回到上海。

　　1904年冬發生開平礦務局訴訟事件，被邀前往英國倫敦進行交涉。

　　1905年(光緒三十一年)孫中 山由美 洲到達英國，特意去拜訪嚴復，二人進行了長時間的會談。回到上海，協助馬相伯創辦復旦公學。

　　1906年(光緒三十二年)，任復旦公學校長，為該校第二任校長；被安 徽巡撫恩銘聘去任安慶任安徽師范學堂監督。1907年(光緒三十三年)恩銘被刺，嚴復離開安徽師范學堂。

　　1908年(光緒三十四年)在北京任學部審定名詞館總纂。1909年5月(宣統元年四月)被派充為憲政編查館二等咨議官、福建省顧問官。

　　1910年1月17日(宣統元年十二月七日)清廷賜予文科進士出身。1910年(宣統二年)海軍部授為協都統，后任資政院議員。1911年(宣統三年)創作大清國歌《鞏金甌》。

　　1912年京師大學堂更名為北京大學校，任首任校長；11月辭去校長職務。

　　1913年總統府外交法律顧問。

　　1914年1月26日被舉為約法會議議員；后被任為參政院參政。憲法起草委員。

　　1915年5月嚴復被袁世凱聘為憲法起草員；8月23日籌安會宣布成立，嚴復列名為籌安會的發起人，支持袁世凱復辟帝制。1916年袁世凱死后，國會要求懲辦禍首及籌安會六君子，嚴復避禍于天津。

　　1920年因哮喘病久治無效，回到福州養病。1921年10月27日在福州郎官巷住宅與世長辭，終年69歲。

　　主要成就

　　海軍思想嚴復的到來，給北洋水師學堂帶來了西方現代海軍管理思想和教學理論。由于他對待工作認 真負責、教育教學工作管理有方，加之嚴復對李鴻 章曾有所表示，因此他由總教習(教務長)、會辦(副校長)，一直升至總辦(校長)。嚴復在給四弟觀瀾的信中說：“自來津以后，諸事雖無不佳，亦無甚好處，公事仍是有人掣肘，不得自在施行。至于上司，當今做官，須得內有門馬，外有交游，又須錢鈔應酬，廣通聲氣，兄(嚴復自稱)則三者無一焉，何怪仕宦之不達乎?置之不足道也。”由此可見，嚴復對當時的官場是很不滿的。針對此事，四弟觀瀾告訴他，無論如何李鴻 章這個門路，總是要走動走動的，因為李鴻章權勢既大，又是直接上司。于是嚴復偶然也去試試，沒想到果然有用。對此嚴復給四弟的信中曾不無幽默地說：“用吾弟之言，多見此老，果然即有好處，大奇大奇。”但嚴復對李鴻章的趨奉也僅此而已。

　　人才培養嚴復任總辦的北洋水師學堂曾被時人推崇為“實開北方風氣之先，立中國兵艦之本”。作為一所新式海軍學校，該校20年間為社會培養了許多人才，如民國大總統黎元洪、南開大學校長張伯苓以及北洋大學教務提調王劭廉(同時兼任直隸學務公所議長、直隸咨議局議長)、著名翻譯家伍光建等。倒是嚴復自己，對弟子們的評價可以說有些苛刻：“復管理十余年北洋學堂，質實言之，其中弟子無得意者。伍昭扆(光建)有學識，而性情乖張；王少泉(劭廉)篤實，而過于拘謹。二者之外，余雖名位煊赫，皆庸才也。”1900年八國聯軍侵入天津，嚴復傾注了20年心血的北洋水師學堂毀于炮火之中。這給了嚴復以極大的思想打擊，他被迫離開天津遷居上海。

　　教育思想在復法運 動中，嚴復是一個反對頑固保守、力主復法的維新 派思想家。他不僅著文闡述維新的必要性、重要性、迫切性，而且翻譯了英國生物學家赫胥黎的《天演論》，以“物競天擇、適者生存”“時代必進，后勝于今”作為救亡圖存的理論依據，在當時產生了巨大的影響。戊戌變法后，他致力于翻譯西方資產階級哲學社會學說及自然科學著作，是一個資產階級啟蒙思想家。嚴復信奉達爾文進化論和斯賓塞的庸俗進化論。這是他政治思想的理論基礎，也是他教育思想的理論基礎。嚴復在《原強》中提出，一個國家的強弱存亡決定于三個基本條件：“一曰血氣體力之強，二曰聰明智慧之強，三曰德性義仁之強。”他幻想通過資產階級的體、智、德三方面教育增強國威。“是以今日要政統于三端：一曰鼓民力，二曰開民智，三曰新民德”。所謂鼓民力，就是全國人民要有健康的體魄，要禁絕鴉片和禁止纏足惡習；所謂開民智，主要是以西學代替科舉；所謂新民德，主要是廢除專制統治，實行君主立憲，倡導“尊民”。嚴復要求維新變 法，卻又主張“惟不可期之以聚。”“除而不驟”的具體辦法就是要通過教育來實現，即在當時的中國，要實行君主立 憲，必須開民智之后才能實行，總之，“教育救國 論”是嚴復的一個突出思想特點。

　　人物評價

　　嚴復翻譯了《天演論》等諸多西 洋學術名著，成為近代中 國開啟民智的一代宗師。離開北洋水師學堂后，嚴復先后出任安徽高等學堂監督、復旦公學和北京大學等校校長，以教育救國為己任。辛亥革命后，他一度黨附袁世凱，卷入洪憲帝制，為世人詬病。基于對國情民性的獨特把握，嚴復終身反對革命共和，時持犯眾之論，既不獲解於當時，更致聚訟于后世。雖然如此，其立身行己且秉持特立獨行的操守，學術政見有其一以貫之的原則，在翻譯學上更是為一時之先，其風格思想影響了后期一大批著名翻譯家。其眾多譯著更是留給后世的寶貴遺產。他的功過是非與成敗得失，值得后世用心研究總結。雖然研究嚴復的論著已為數不少，但相對于他在近代中國思想史上的顯赫地位而言，還遠遠不夠，尚待學界進一步挖掘材料、變換視角、革新思維，做出更為全面公正的評判。